
到了晚年时,博斯的风格已有所转变,改以描绘大型、接近观赏者的人物为表现方式。代表作是《戴刺冠的基督》(Christ Crowned with Thorns)。 博斯从未在画作上注明日期,也仅在部分作品上签名(某些签名则被认为并非本人);总括来说,目前确认出自博斯之手的画作,仅有25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博斯死后收藏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因此目前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收藏了博斯最多的作品,包括《人间乐园》。《人间乐园》分为天堂(左)、人间(中)和地狱(右)三联,而合上左右两扇天堂、地域之门后,你会发现上帝(下图左上)超脱在外看着人间。 
先看看左联天堂。画中只有三个人,其他都是各种飞禽走兽,居于画中央是一座粉红色龙虾螃蟹塔,塔罗牌中虾蟹代表人类内心未知的天性、本性。而其他生物(白色长颈鹿、野猪及各种不知名生物)代表着最早生态圈的弱肉强食。再来分析这三个人,很明显这是上帝与亚当夏娃,只是这幅画中上帝牵着夏娃的手,一派祥和的情况有种“爸爸祝你们百年好合”的撮合语。不过后方的小灰兔象征婬欲,于是便有了人间聚会。中间的人间部分才是让人头疼的密密麻麻,细看下来很多奇异的细节,比如各种破壳而出的鸟以及与蛋壳相连的人类;各种抱着水果的人类;在气泡和蚌壳中交欢的人类…… 
这些具有婬欲、堕落象征的元素以奇异的想象力展现在人间一联,也意味着人类要在地狱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惩罚。 因此,婬欲的人类在地狱收到了审判。一个受到百般折磨的灵魂上半身被压在巨大的鲁特琴下,面朝黄土;一个半人兽的狱司在其暴露的臀部上纹刺一段乐谱。后来还有音乐家将该段来自地狱的乐谱做成了曲子。 稍晚期的弗拉芒画家老彼得·布吕赫尔受博斯影响,其作品风格与博斯相当近似,如1562年之《死亡的胜利》。在2004年“最伟大的荷兰人(De Grootste Nederlander)”中,博斯居于第63位。 
在作家迈克尔康奈利的小说中,主角之名Hieronymus Harry Bosch即是以博斯为灵感。此外,在康奈利2001年的作品“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情节中,博斯的画作有重要的分量。 童书绘本“Pish, Posh, Said Hieronymus Bosch”中,博斯画作中的各种生物,在一位画家与他的女友家里变成活生生的生命。香港小说家董启章在他的《自然史三部曲》系列小说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里有讲述关于博斯(在小说中译作“波殊”)的画作的情节。在题为光速公式的小说章节里,小说人物卉茵透过自身的家庭悲剧来诠释博斯的其中一幅画作《The Ship of Fools》的含意。 
说起超现实主义,映入脑海的首先就是达利了。然而在15世纪,有这么一个与同时期弗拉芒画派格格不入的蛇精病已经开始了他的超现实艺术。他就是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 如果你刚开始研究博斯,先来看一幅画《鸡蛋里的演唱会》(the Concert in the Egg)。一群音乐家站在蛋壳里,指挥家指着琴谱,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个驴脸鲁特琴演奏者和一个小偷,正要偷走他的钱包。博斯这个人本身就是个谜,流传的唯一一幅自画像也只是传闻是他所画,他甚至懒得在画上标注日期或名字。博斯为什么不好好画人,却画起了半人半兽、树人、猫头鹰呢?这就要归功于尼德兰民间艺术的讽刺隐喻风格了。 
比如画作《干草车》(The Haywain)源于尼德兰的古老谚语,“世界本是一个干草垛,人人在上为所欲为”,或者说,“众生皆为草芥”。作品讽刺了当时正统教会的腐朽堕落。而如果你要读懂画中的基础含义,就要明白这些奇异乖张的玩意儿都象征什么。 拿文章开篇展示的画来说,作为焦点的鸡蛋就是经常出现在博斯画作的元素之一。关于鸡蛋,有人认为蛋壳意味着精神贫瘠,也有人认为蛋黄“yolk”这个词,和傻子“yokel”音相似,博斯用这种方式来讽刺这群愚蠢的音乐家。猫头鹰在西方是智慧的象征,有人认为博斯画中的猫头鹰意味着它的一双慧眼冷冷地看着你:愚蠢的人类,我就静静看着你作。也有人认为猫头鹰是邪恶、异教。所以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光这几个细节就观点各异了,整幅画看下来可能会有上百种理解。 
然而理解千千万,博斯的画综合在一起还是会给你清晰的观念:对教会腐朽、人类堕落的讽刺。画中的耶稣、修女、教士都以鲜明的教会特征表现出来,这些元素无需揣摩,博斯大都表现了“我很鄙视”的意思。所以别看博斯的画很超现实,但他的感情也是很朴素的,对教会“爱之深、责之切”让他敢于站在对立面批判教会,只是碍于大环境咱要画得隐晦一点罢了。 五百年来,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这个名字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线。有关这位弗拉芒画家的书和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加上不少大型博物馆的展览,让人始终无法忽略博斯在现代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力。 
作为个人被搬上大荧幕这件事,可以被视作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明确标志之一。2015年,一部名为《耶罗尼米斯·博斯:魔鬼的触碰》(Hieronymus Bosch:Touched by the Devil)的纪录片就被搬上了大荧幕。影片对他的画作进行了详细的拍摄,但真正的好戏还是在于各家美术馆在办展方面的竞争以及他们间的相互合作。当位于博斯故乡的博物馆Noordbrabants向马德里著名的普拉多(Prado)博物馆提出租借单幅的《人间乐园》时,却得到了如下的回复:“这件作品非常脆弱,无法承受任何运输旅行。"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直以来我研究了许多复制版的博斯作品,但《来世景象: 上升的被保佑者》(Visions of the Hereafter: The Ascent of the Blessed, 1505-15)中的第四幅画板还是让我停下了脚步。漆黑色调的画面描绘了天使们伴随着人类缓缓上升,前往一条透露出一道白光的螺旋形通道。虽然我们在好莱坞浪漫喜剧片中见识了不少这样煽情的场面,但在普拉多博物馆,我还是激动得不由浑身一颤。垂直型的构图看上去十分稚拙,但艺术家却从中营造出了超脱世俗的深度,甚至非常具有说服力。如果可以的话,那些制作虚拟实境影片的人应该首先以这幅画蓝本进行设计。 博斯的画作混合了各种荒谬怪诞且风趣幽默的生物,不成比例的目标,以及不合常理的宗教故事。参观完的数日后,我仍然沉浸在博斯充满戏剧张力的作品中无法自拔,同时它们也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我们今天的文化。 夏季的艺术展随着博斯作品的展出达到了顶峰。从Raqib Shaw在白立方(White Cube)的个人展到hip-hop音乐人Swizz Beatz在纽约布朗克斯(Bronx)举办的No Commission艺术音乐节,艺术家Jacolby Satterwhite、Kristen Liu-Wong和 Saya Woolfalk一起制造了一场超然的现实场景。博斯重复地画着会飞的鱼、穿上衣服的鱼以及和人类交谈的鱼,这样的情景和最近统领票房的热门大片《海底总动员2:多莉去哪儿》(Finding Dory)并无两样。这种惊人的契合度,实在是令人又惊又恼。 萨尔瓦多·多明哥·菲利普·哈辛托·达利-多梅内克,普波尔侯爵(加泰罗尼亚语 Salvador Domingo Felipe Jacinto Dalí i Domènech, Marquès de Púbol,1904年5月11日-1989年1月23日),一般简称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是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因为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他与毕加索和米罗一同被认为是西班牙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3个画家。 达利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的艺术家,达利因为人们触目惊心、与梦相关的超现实主义画面所熟知。他的作品将怪异梦境般的形象与卓越的绘图技术和受文艺复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令人惊奇地混合在一起。此外达利的绘画艺术同时与电影、雕塑和摄影艺术接轨,促成了与影像艺术家的丰富合作。达利有着塑造极具个性又能得到认可的作品风格的独特绘画才能。这种风格振奋人心并让其他创新都相形见绌。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是1931年创作完成的《记忆的永恒》,也被叫做《软钟》。他有一种对做出出格的事物而引起他人注意的狂热爱好,并影响至他的公众艺术形象,使他的艺术爱好者与评论家异常苦恼。 1982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封他为普波尔侯爵。 
萨尔瓦多·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菲格雷斯。达利的哥哥也叫萨尔瓦多(生于1901年10月12日,洗礼名为萨尔瓦多·伽罗·安塞尔莫),在达利出生9个月,1903年8月1日前死于肠胃炎,这对达利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包括人格危机,导致他一度认为自己是死去的哥哥的复制品。他的父亲萨尔瓦多·达利·古西是一名中产阶级律师和公证员。妻子费丽帕·多梅内克·菲蕾丝缓和了他的严厉的教条,并鼓励达利的艺术热情。达利五岁的时候,父母将达利带到哥哥坟墓前,告诉他,他是哥哥的转世。达利相信了这个说法。 
达利还有一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安娜·玛利亚。 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哥哥的书,书名叫做妹妹眼中的达利。 童年时,达利与很多后来成为巴萨赛罗那足球俱乐部球员的人结交,比如艾米利奥·萨吉·里尼安, 和约瑟夫·萨米迪尔。 假期的日子里,在逐渐兴起的卡达克斯市, 三个小伙伴常日一起踢球玩耍。 1916年达利在一次与家人在卡达克斯的旅行中第一次了解到当代艺术。在那里他认识了雷蒙·皮乔特一家。拉蒙是一名当地艺术家,常常到访当时的艺术之都巴黎。在雷蒙的建议之下,达利的父亲将他送到胡安·努涅兹的绘画课上学习。第二年,他父亲就在家中的一栋房子里用达利的炭笔画作品举办了一次画展。1919年,年仅十四岁的达利分别在菲盖拉斯市晸歌剧院和巴塞罗那参加了当地艺术家集体画展,后者由巴塞罗那大学赞助,并由校长亲自为他颁奖。 
当达利就读于拉蒙·蒙坦内尔学院七年级时,与几个朋友一同编辑了杂志《本科》。杂志中包含插画,诗歌和一系列关于戈雅、委拉斯开兹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等画家的文章。 1921年2月,达利的母亲死于乳腺癌。当时达利年仅16岁。后来达利表示,母亲的去世“是我这辈子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我爱戴她。我没法接受失去她的事实。她是我的依靠,是净化我灵魂,使我灵魂的污点消失不见的人……” 母亲死后,达利的父亲续弦娶了亡妻的妹妹。 正是达利对其阿姨的爱与尊敬使他没有抗拒这场婚姻。 
1922年,达利离开了著名的马德里学生公寓,开始了在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学习。身高1米72的达利凭借他的怪诞的风格和花花公子的行径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当时留着长发和连鬓胡子,一副19世纪晚期英国社交界的打扮。 然而,真正让达利名声鹊起的是他的画作。他在画作中探索立体主义,并吸引了后来成为西班牙艺术界杰出人物的注意,比如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和裴宾·贝约·卜牛尔。然而在那个时期,达利很有可能并不完全理解立体主义的原则,他的理论源泉是仅限于出版物刊登的文章和毕肖特给他的一本目录,因为当时在马德里并没有立体主义画家。 
1924年,还没有出名的萨尔瓦多·达利首次为一本书做了插画。那是一本加泰罗尼亚语诗集《里尔的巫婆》。作者是达利在公寓里的一个朋友,诗人卡洛斯·发杰斯·德·克里蒙特。达利很快熟悉了达达主义,并在后来的艺术生涯中影响巨大。在公寓的日子里,达利还与年轻的洛尔卡交往深厚,但这段交情最后以达利拒绝了这位诗人的示爱而告终。 1926年,在期末考试前不久,达利因煽动学生闹事而被暂令停学而被学院开除。他绘画的纯熟技巧通过1926年完成的《面包篮》可见一斑。同年,达利第一次去了巴黎,在那里结识了令他深深敬佩的毕加索。当时毕加索已经从祖安·米罗那里听到很多关于达利的赞誉。在随后几年达利发展个人风格时,他的作品深受毕加索和米罗的影响。 
早在1920年代,一些贯穿达利一生作品的风格就已经初现端倪。他从各种画风中汲取营养,从古典学院派到最具开创性的先锋派。古典派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拉斐尔,布龙齐诺,苏巴朗,弗美尔,当然还有委拉斯开兹。他有时在不同作品中分别使用传统和当代绘画技法,有时又在一幅作品中将二者融为一体。1927年,达利参加了"伊比利亚艺术家协会",从那时起开始在马德里,达尔玛等地的画廊举办画展,他在巴塞罗那举办的画展吸引了社会上极大的注意力,被当时人们认作新一代画家中最有前途的天才之一,人们对他的关注有赞美也有争议和批评。 在这一时期,达利模仿大师委拉斯开兹蓄了显眼的翘胡子,这成为日后他个人特征中的一部分。 
1929年,达利与公寓好友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合作编导了充满争议的短片《一条安达鲁狗》。这部作品表现了超现实主义想象的独特场景。达利承认在短片拍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这并未被当代报道证实。同年8月,25岁的达利从巴黎来到家乡西班牙度假,结识了比他大10岁的卡拉·达利——他未来的妻子,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缪斯”。度假结束后,卡拉没有回到巴黎,从此在达利的身边陪伴了一生一世。达利崇拜卡拉,视她为圣母化身。在他的画里,激情的描绘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在达利晚年所画的宗教主题画中,他毫不掩饰地把卡拉画成圣母,也画出了卡拉在他心目中的“超现实”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卡拉是达利精明干练的专业总管,独自扛下了所有的家庭杂务,让达利专心创作;她更是行销高手,达利噱头十足,她则能言善道,两人联手打入美国市场,如鱼得水,名利双收。 
在家庭方面,达利与其父亲的关系几近破裂。父亲反对他与卡拉的浪漫关系,而且和当时的大众观点一样,认为超现实主义画家是道德沦丧的原因,因而谴责达利与他们的来往。紧张的关系在一次性格冲突中达到峰值。当时达利在巴黎举办画展,展出了一幅名为《耶稣基督的神圣之心》的画作。在媒体对它所做出的报道中,援引了达利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对着我父亲的画像吐痰来娱乐自己。” 
愤怒的达利父亲要求他作出公开道歉,然而达利拒绝了,也许是出于惧怕被踢出超现实主义的圈子。1929年12月28日,达利被粗暴地赶出他父亲的家门。他的父亲告诉他,将会剥夺他的继承权,并终生禁止他返回加达格斯。后来,曾描述过在这场闹剧中他是如何将一个用过的盛着他自己精液的安全套拿给他父亲,并说: “拿好!现在我什么都不欠你了!”。之后的夏天,达利与加拉在伯特利加特附近的一个海湾从一个渔夫手里租下了一只小船。他买下附近的土地,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扩张直到把它变成自己的沿海山庄,即现在的家庭博物馆。加拉和达利于1934年举办民事婚礼,1958年又举办了天主教婚礼。 达利为何如此迷恋卡拉·达利?答案只有达利自己知道--25岁遇到卡拉那年,他曾对别人说:“她能治疗我的神经质、焦虑和暴力冲动。”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善于安抚的能力,卡拉才能驯服狂野的达利,是达利终身的灵感泉源。在艺术界,这是极为罕见的。她陪伴达利50余年,在达利的画作中持续出现。她去世后,达利失去了灵感的缪斯,从此停止创作。没有卡拉·达利就没有伟大的画家达利,这是画坛公认的事实。 1931年,达利完成了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记忆的永恒》。根据一些理论,这幅作品表现了他对时间的抗拒。这个理念在画作的其他局部形象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密集的风景,和用昆虫装饰的怀表。昆虫作为自然解构构成了达利想象的一部分,正如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这种解构来自童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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